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:“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,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,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、一万年的文化史、五千多年的文明史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,但仍然任重而道远,必须继续推进、不断深化。”
在20多个学科的400多位学者共同努力下,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围绕浙江余杭良渚、山西襄汾陶寺、陕西神木石峁等遗址,实施重点发掘,并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,取得显著成绩。近日,本报记者采访了3位参加遗址考古的学者,倾听他们探寻中华文明之源的故事。
——编 者
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——
多学科联合,精准复原古代地貌
7月,江南酷热。站在高处眺望良渚古城遗址,北、西、南三面被天目山余脉围合,古河道逶迤而过,与纵横交错、星罗棋布的河流湖泊形成山环水抱的格局。
天气虽热,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、科技考古室主任王宁远却没有停下野外考察。“我们正联合地质学者,对以良渚古城遗址为中心的周边1000平方公里的平原区域,进行万年以来古环境的精准复原,对这个区域开展人地关系的深入研究。”王宁远说。
时间回到2019年7月6日,第四十三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,将“良渚古城遗址”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在现场的王宁远,喜悦中带着平静。“申遗成功是水到渠成,是我们在研究良渚古城遗址道路上遇见的美丽风景。”王宁远说。
1968年出生的王宁远,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。2000年,王宁远来到良渚工作。“良渚遗址80多年的考古史就像一篇文章,4个段落起承转合,吸引着一代代考古人。”王宁远说,“‘起’是上世纪30年代发现良渚遗址,并将其视为山东龙山文化南渐的成果。从1949年到1986年,可以算作‘承’,1959年,良渚遗址从龙山文化区分出来,单独命名。以1986年反山发掘为标志,良渚考古进入了第三阶段‘转’,瑶山、莫角山、汇观山、塘山等重要发现接踵而来。”
“2007年良渚古城遗址发现以后,这个阶段可称为‘合’。”王宁远说,“我们发现了古城的三重结构和外围水利系统,还原了遗址群里两三百处遗址点的真实功能,良渚考古从遗址群时代跨入都邑考古时代。”
在王宁远看来,“合”的另一层意义是多学科形成合力。2011年,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整体揭示,与遥感技术应用有关。
2011年,良渚考古团队得到了一个几十年前的卫星影像。王宁远在办公室电脑上找到古城位置,连续点击放大时,吃了一惊,“呈现出来的景象,震撼无比。”王宁远说。那天下午,他无意间发现画面上两个近圆形的山体间连着很长的一条垄,很可能是人工堆筑的。王宁远十分激动:“如果这是人工堆筑的坝,那它们和塘山就构成了整体!”
王宁远立刻让技工带上洛阳铲去勘探,2天时间就证实,那条长垄果然是人工堆筑的坝。这条坝的东西两侧,还有两条人工短坝。
王宁远再次打开卫星影像仔细观察,在西侧又有三四个新的发现。经过近10次钻探调查,王宁远和考古队员在梧桐弄发现了草裹泥。王宁远介绍,草裹泥是在沼泽地上取土,用茅荻包裹土块,以纵横交错的方式堆筑,从而提高泥土的抗冲刷能力。这个发现让考古人员认识到高坝和塘山并非独立的水利设施,而是4条低坝共同构成的一个水利系统。“这说明良渚古城除宫殿、内城、外城的三重结构外,还被规模宏大的水利体系包围着,涉及面积达100平方公里。”王宁远说。
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点遗址,申遗成功后,工作还在继续。王宁远说,以往人地关系研究,多把良渚遗址放在现在的地貌中分析,而长三角平原地貌经过了巨大变化,这会影响分析结果。为了准确了解古代环境,团队正在对1万年前至4000年前的历史地貌进行精准复原。
环境复原主要通过钻孔的钻芯判读。南方地下水位高,洛阳铲的探查深度只有6到7米,而一些地区早期的地面可能位于地下深处10到20多米,因此只能使用机转探查。因为建设高铁、地铁、高速公路等工程都涉及勘探,王宁远便和省地质调查院合作,利用3万个钻孔资料进行精细分析,相当于收集了各个时期的历史地貌资料。
良渚考古是一个团队性的工作,持续80多年,是四代考古人接续奋斗的结果。“我们无法真正还原历史,但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和诚意,无限接近历史。”王宁远说。
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建文——
考古与史籍结合,严谨考证陶寺遗址
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建文读中学时就对考古感兴趣。1980年,15岁的他考上了北京大学考古系。田建文非常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,发愤图强,不断汲取着知识。
40多年来,田建文练就了一项“绝技”,掂一片陶器碎片在手,便能准确地说出年代。一张密密麻麻扫描有30多种陶鬲的考古卡片,他瞟一眼就能按照时间顺序排列。“颜色的流变,壶口和提手位置的变化……在接触陶器时,从7个方面观察就能看出区域文化的演变过程。”田建文解读陶器,脑海里有着充足的知识支撑。
出生于山西襄汾县的田建文,毕业时申请到当时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,他知道晋南这片土地,是考古“富矿”。
田建文快速融入工作,但第二年所里决定培养他去读研。在考古学大家苏秉琦推荐下,他来到吉林大学,师从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,由此结下了一辈子的师生情。张忠培“让材料牵着鼻子走”、以物论史、透物见人的治学方法,深刻影响着田建文。研究生毕业后,他再次回归乡野和故土。他给自己立下一个目标:找到山西最早的新石器时期遗址,填补空白。
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田建文和队员们风餐露宿,全身心投入考古发掘工作。田建文至今清楚地记得,1991年5月11日中午时分,在晋南翼城县枣园村调查时,他在一个牛蹄刨开的黄土下面,发现有红光一闪——一片红陶残片映入眼帘。
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。田建文盯着眼前那片残陶,红色在阳光照射下,仿佛发出了历史的光彩。他想起张忠培先生发表的一篇文章,判断这可能是仰韶文化时期的残片,换句话说,这有可能是山西新石器时期最早的陶器残片。经过清理挖掘,他们复原出20多件陶器,这些陶器被命名为“枣园h1遗存”,枣园文化由此被发现。
多年来,田建文在陶寺遗址发掘中也投入了很多的精力。陶寺遗址发掘数量多、类型丰富,工作量巨大。田建文白天在工地上一片一片整理归类,晚上写文章到半夜,从不知疲倦。那段时间,田建文发表了大量论文,将考古成果与史籍结合论证,提出陶寺遗址可能为尧帝时期都城。
天有不测风云。1997年,田建文在从遗址发掘地骑摩托车回家时,与一辆轿车相撞,头部受到重创,被诊断为脑出血,必须手术。然而,开颅手术仅40天后,田建文便回到了工作岗位上。随后,伤口因为颠簸再度撕裂,又经过两次大手术,田建文才脱离危险……
这次受伤,让田建文的语言、行动能力几乎丧失,大半个身子动弹不得。他从“牙牙学语”开始,一步一步走得异常艰难。妻子背着他偷偷抹泪,同事薛新民等人一次次地带他去工地现场。“在这里他才能恢复得更快!”薛新民说。在考古现场,田建文找到了重新出发的勇气……回忆这段经历,田建文微微一笑说:“这给了我重新生活的机会,我可以静下心来做考古卡片了。”
田建文用左手熟练地打开电脑,繁复的文件夹里,是更为精细的分类,点进去是一张张密密麻麻的卡片,他几乎扫描整理、加工和标注了遗址里的每个编号文物。瓦、盆、鬲……这些复杂的文物器型,通过细微的变化拉成一条年代线。他的大脑就像一个博物馆,里面装着大量的文物。“几天不做卡片,心里就难受。”田建文说。
现在,虽然语速慢,只有左手能自如转动,但田建文依然乐观地工作着,“倒是把我的右脑开发出来了。”靠着左手,他一字一字地敲键盘,20多年来写出了100余篇学术论文。他和同事发现了绛县的横水墓地,揭开了古老的“倗国”面纱;在蒲县,他敏锐地从一个墓碑上发现了西汉匈奴人遗迹——这是黄河以东、山西最南的匈奴人活动痕迹。
田建文是个朴实的人。他爱穿千层底布鞋,挎一个绿色的军用包;他会在闲暇时写一首打油诗,当作考古日记,也作为精神消遣;他会在考古工地捡一片别致的树叶,当作惊喜送给妻子;他这几年每天坐单程7块钱的公交,往返于闻喜县和侯马市。来找田建文“鉴宝”的人很多,但他一一回绝;年轻考古工作者向他请教,他却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。
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邵晶——
精细发掘,揭开石峁遗址神秘面纱
6月29日一早,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、石峁遗址考古队副队长邵晶来到办公室,十几块大大小小的陶片摆满茶几。“这是4000多年前的,这几片红陶是4500多年前的,这块是尖嘴瓶的一部分,可能有4800多年的历史。”邵晶介绍。
5天5夜,奔波4000多公里,为的就是这些陶片。它们的出土地都围绕着一个中心——坐落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的石峁遗址。邵晶弯下腰,仔细端详这些陶片:“我们不仅要发掘研究石峁遗址,还要扩大对周边同时期文物的对比研究。”
2012年,27岁的邵晶第一次踏入这片断壁残垣,通过遥感影像、全覆盖式钻探,团队考证出了一个400万平方米的城址,这个距今4000多年的史前遗址横空出世,一举刷新了中国史前城址的纪录。
刚到石峁,邵晶就和考古队员们住进了废弃多年的旧窑洞。一遇到下雨天,外面下大雨,窑里下小雨。没水,队员们就每天从镇上拉水;没电,就备足粗蜡烛;没信号,队员们就把手机挂在门口的树枝上。“下雨时,当地老乡急着收衣服,我们急着收手机。”邵晶说。
2013年,邵晶的母亲和妻子带着刚刚满月的女儿也在石峁扎下了根。“拖家带口”为考古,邵晶不是个例,有的考古队员还把孩子送到了附近镇上上学。
条件虽然艰苦,但大家依然坚守在考古现场。考古队员用手铲和毛刷,一寸一寸地揭开了石峁遗址的神秘面纱,皇城台、内城和外城构成的三重城垣结构展现在人们面前。在这里,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瓮城防御设施,出土了目前已知年代最为久远的口簧;此外,还发掘出石雕人头像、鳄鱼骨板、彩绘壁画等珍贵文物……
邵晶说:“考古人有时候要有一定的想象力。”在陕西考古博物馆,一只双足站立、展翅欲飞的陶鹰格外引人注目。
2016年,考古队员在皇城台发掘出几块碎陶片,邵晶仔细端详后认为,这可能是鸟的爪子。此后,在这些碎陶片附近又出土了大量陶片。当天中午,大家都在休息,邵晶却开始冲洗这些陶片,稍微晾晒后便开始拼接,石峁的第一只陶鹰穿越时空,出现在他面前。邵晶难掩激动,“那一刻实在太震撼了,这只陶鹰好像要扇动翅膀,迫不及待地向我讲述石峁的秘密。”两三年间,考古队员从皇城台陆续发掘出3000箱陶片。它们属于20多只陶鹰,最高的陶鹰超过1米。
皇城台底大顶小,呈金字塔状,四周包砌了多达9级的层阶状护坡石墙。考古队员推断,这里是大型宫殿及高等级建筑基址的中心区域。东门外还有一个2000多平方米的正方形广场。邵晶介绍:“我国古代都城的正门往往都会有广场,说明这样的形制早在4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。石峁庞大的城墙和建筑群,单靠城内居民是无法建造完成的,这也反映出石峁社会的高度复杂化和强大组织能力。”
“都邑性城址、社会背景以及礼制传承,都昭示了石峁或许已经具有了国家形态。石峁的发掘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中国北方史前文明发展的认识,它蕴藏着华夏文明的源头密码。”邵晶说。
在邵晶的办公室,研究资料摆满了桌子,邵晶每天就在其中伏案工作。这个弯弓搭箭的是哪位战功赫赫的英雄?这个骑着牛并把住牛角的又是哪位历史人物?每每翻看一张张石峁出土的平面石雕拓片,邵晶都会陷入无尽遐想。“每每想到这些,我都深深地为中华文明感到自豪。考古人要有家国情怀,不断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添砖加瓦。”邵晶说。